1932年6月12日，鲁迅著文。参与爱情问题大讨论。
进入6月，全国性的爱情问题大讨论愈发热闹，讨论者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一位叫梁国常的作者说：“谭熙鸿为北京大学教授，既自身受过高等教育，又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师表，所以他受道德的制裁，应该比普通一般人严紧的几倍。”一位叫张县民的作者说，张竞生既然主张爱情可以变迁，那自己“也应该加点小心才是”。南开大学的黄慎独也表示不禁要为张竞生捏一把汗，因为他并不是条件最完备的人，如果他的妻实行他的爱情定则，也会有可能变心。
6月6日，一位叫钟孟公的作者写信对编者提出忠告，主张终止这场讨论，因为他认为这些文章“除了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佐证之外，毫无别的价值”；不登这些太说不过去的言论，既使读者免于白费精神，“也是体惜作者省得献丑”。
鲁迅在6月12日的《晨报副刊》上读到钟盂公的来信后，立即致函孙伏园，反对截止讨论。他说：“先前登过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另一方面，却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佐证’，也就是这些文章价值之所在了。”对于“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以及对教员“应该格外严办”之类的言论，鲁迅觉得“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无报章讨论，难于听到这些“名言”。
至于揭出怪论是否会使作者出丑的问题，鲁迅认为：(1)“甲们以为可丑者在乙们也许以为可宝，全下一定，正无须乎替别人如此操心”；(2)丑不能遮盖，因为“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是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