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科医生是今年两会的热点话题之一。他们被誉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是距离百姓最近，也最了解百姓疾病的医生。在推进分级诊疗和构建全民健康的进程中，全科医生作用的充分发挥，不仅事关深化医改和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成效，也事关健康中国的建设步伐。
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曾这样描述过她的一个“中国梦”——希望当她退休回到中国时，能有一个经过良好培训的全科医生照顾她的晚年生活，并帮助、指导她必要时去医院就医。
在全国政协常委、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何维看来，这不仅是陈冯富珍个人的“中国梦”，也是亿万中国百姓的“中国梦”。这既是健康中国的重要构成，也是全民健康的重要诠释。而要实现这样的“中国梦”，需要强大的全科医生队伍做保障。
全国政协常委何维
我国健康守门人缺口严重
全科医生，也被称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们通晓常见基本疾病的预防、治疗、康复等工作，也对居民的基本健康保健工作熟知，还在居民医保的合理使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科医生也是距离百姓最近，并且最了解百姓疾病的医生。不同于我们常说的分布在大型综合类医院的儿科、妇产科、心外科、脑外科等专业科室的医生，全科医生一般在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负责相应辖区内居民疾病预防、治疗和健康管理工作。在很多地方，全科医生还以契约的形式和重点人群如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等签约，为这些患者提供长期随访的医疗服务。
“加速并重视全科医生培养，是我国疾病谱和人口老龄化的直接需求。‘井喷’式爆发的慢性病已经成为我国居民面临的最大健康挑战，这说明，我国现行的以治疗为中心的传统医学模式，已经不能遏制慢性病蔓延的趋势，其需要向维护和促进健康的新医学模式转化。而这个转化的过程，亟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到社区和家庭，由全科医生来担当居民健康守门人的重任。”何维告诉记者。
但我国全科医生匮乏严重。这一方面导致了我国居民很多常见病和慢性病的防控失守，另一方面因为基层不能分流患者也导致了大型综合医院的“人满为患”。
据何维介绍，2011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到2020年，我国将初步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全科医生制度，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但截至2016年，我国执业(助理)医师共有318.8万人，已培训合格的全科医师20.9万人，注册为全科医学专业的仅有7.8万人，占执业(助理)医师总量的2.45%，距离规划目标实现还有很大距离。
“国际上，不少发达国家的全科医生队伍和专科医生队伍在比例上接近1:1。在古巴，全科医生也占据了医生队伍的45%，为本国居民的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对我国而言，只有夯实全科医生队伍，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分级诊疗制度建立的医改目标实现，才能解决百姓患大病时的‘看病难’问题。”何维强调。
复合型人才培养是国际医教改革的重要目标任务
实际上，我国的全科医生不仅在数量上严重匮乏，在质量上也有待提升。
这和我国医学教育中长期形成的重课堂轻临床、重技术轻人文等理念有关，也和地方医学院校大规模扩招有关。虽然扩招本身是为了满足我国居民对医学人才的需求，但因为缺乏相应的师资配备等因素，让放羊式的医学教育成为主流，这逐渐偏离了医学精英教育的轨道，也造成了医学生总体质量的下滑。
何维引证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的一些数字来说明。2015年我国临床医学毕业生为12.8万人，但只有70%左右的医学生能够通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且毕业院校差异性较大。比如北京协和医学院，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接近100%，而某些医学院校仅为20%-30%，这表明医学教育质量是参差不齐的，总体质量有待提升。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国专科医生在近几十年的培养和使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世界性的医学突破。但面对我国居民的健康现状，我们仍然需要对医学教育体制，特别是全科医生的培养问题进行系统性思考。”何维表示，在国际医学界有一个重要共识——规划得当、认真实施的医学教育是综合性健康服务的基础，因而规范与提升全科医师培养，加强我国全科医师数量与质量的提升迫在眉睫。
据何维介绍，目前国际医学教育改革的趋势，是将能力型、复合型人才作为主要培养目标，而全科医生培养则是该目标下的主要任务。为了实现全科医生培养的主要任务，各国的医学教育机构又把让医学生尽早接触临床实践、以器官/系统为中心进行课程和临床相结合的整合式教学、基于问题去督促学生学习作为三大工作要点。
“事实上，融合了上述三大工作要点的医学教育，就是基于整合型人才培养的整合式教学。这种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以及学科与学科之间长期分离的现状，构建了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新的教学模式。”何维介绍道。
“比如，在医学教育中讲授关于肾脏的问题时，会从肾脏的解剖、肾脏细胞和分子的组织构成讲起，一直讲到临床医学中的内科疾病如肾炎、肾功能不全、尿毒症等，让学生对肾脏的整个生理病理结构形成系统的了解和认识，而不是在讲授生理课、病理课、解剖课等课程时分别讲授肾脏，既相互重复又相互疏离。”何维认为，这种整合式教学其实就体现了全科医学的特点。
“目前来讲，我国医学教育还缺乏以复合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培养体系。因而，我国的医学教育改革也应该与时俱进，补上全科医学薄弱、全科医生匮乏的短板。”何维建议。
三箭齐发，推动深化医改和健康中国建设
针对补短板的问题，何维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强化全科医学教育，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扩大全科医生的培养规模。二是要进一步完善全科医生的人事制度改革，使其拥有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以及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
据何维介绍，目前，我国全科医生的平均收入仅为专科医生的一半，且相关的人事制度改革一直没有具体举措。这导致了医学生报考全科医学专业的积极性不高，也造成了全科医生供需脱节现象的普遍存在。
“我国医改的根本目的，是解决百姓看病难和贵的问题，而全科医学人才是实现这个根本目的重要支撑。因此，在‘三医’联动成为我国深化医改重要抓手的当下，还应该增加对医学人才的关注，将医学教育改革提高到和三医并重的战略地位，从而充分调动医务人才的积极性，进而推动医改的进一步深化。”何维表示。
要调动人的积极性，人事制度改革是第一步。何维认为，应率先启动全科医生薪酬制度改革，设计不低于专科医生平均水平的薪酬标准，并由人社部会同教育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适合全科医学教师和医学生的职业发展路径，吸引更多的医学生报考全科医学专业，以及更多优秀医生从事全科医学教育工作。
何维提议，在全科医生的职业发展路径上，可以尝试在有资质的医疗机构，开展“5+3+2”的全科医生培训，并授予这些医学生全科医学博士学位。这些医学博士进入工作岗位后，可以直接晋升中级职称。
“除了加强医学教育的院校培养之外，深化全科医生的毕业后再教育也至关重要。比如，可以把全科医生培养作为专科医生培训制度建设和探索实践的重要任务，由知名专家去社区做全科医生的领袖，组建专科医生下社区的联合‘会诊包’，借此做好对所下社区全科医生的带教工作，并将带教结果作为专科医生进一步晋级高级职称的考核条件。”何维进一步建议。
第三，要有科学合理的分级诊疗制度作保障，充分发挥医保的杠杆调节效应，在居民社区初诊和康复转治等方面发挥约束性作用。与此同时，大医院与社区服务中心应在定位和服务上相互补充，成为紧密的利益与命运共同体。
“正如同医疗体制改革本身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样，全科医生人才的量质齐升，也同样需要多方协同推进。这不仅事关深化医改和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成效，也事关健康中国的建设步伐。”采访最后，何维强调